A Mandarin Chinese version of my forthcoming articl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Asia and Oceania" is now published by the Taiwan/Hong Kong/mainland China based alternative media website Ground Breaking 破土 and also b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Net. It can be read here (and pasted below).亞洲及大洋洲的跨國資本主義 階級和生產關係
【文：傑布 斯普拉格 (Jeb Sprague，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市）】
亞洲和太平洋沿岸國家的對抗和競爭佔據了新聞頭條，強勁的跨國關係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本文著眼於民族國家競爭背後的事實，剖析因充斥著矛盾、不平等和危機的全球資本家體系而引起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整合和衝突的新形式。我們超越了跨國體系的傳統概念，將民族國家競爭作為世界經濟的核心組織原則和全球社會力量運行的制度框架。本文中，我將關注有關全球化時代物質（經濟）關係日益增長的跨國性以及社會和階級關係的新興跨國性的研究。
我將重點關注這些研究是如何考慮亞洲和大洋洲地區的社會形態。[i] 跨國進程進行到了何種地步？在亞洲和大洋洲，跨國資本主義階層，新中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是如何促進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這些社會階級是通過特定社會中的生產過程和經濟生活所產生和再生產的社會關係（或者如馬克思所稱的「生產方式」）。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這些階級包含著眾多個體，而這些個體又是生產關係的載體。因此在當下世界資本主義的全球/跨國階段，國家和制度機器是如何與這些正在改變的社會和階級關係相聯繫的？當地/全國和國際進程又是如何與跨國進程相碰撞或連接的？
為了實現本文的目的，首先要強調國家、國際和跨國進程的不同之處。國家進程發生在一國邊疆之內，國際進程發生在不同的邊境。跨國進程，儘管發生在不同的邊境，同時間也透過功能整合發生。功能整合是指不同成分(或媒介)是如何通過統一運作集合起來的。這種統一的方式在邊境間發生的過程改變了空間和地理在物質和社會生產中的應用方式。例如，政治經濟學家在近年內已經展現出跨國階級關係是如何透過從世界資本主義的國際階段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全球階段的轉移而發展。(Carroll, 2010; Harris, 2006; Liodakis, 2010; Robinson, 2004, 2014; Sklair 2001)。這轉變發生，如早期指示（發展）規劃(以煽動民族經濟發展）已經支離破碎和市場融入新的跨國資本累積。
南亞、東亞、東南亞和大洋洲，或者他們的特殊區域，都是一些有參考價值的地理空間的參考系，可以用來研究生產網路和資金流動是如何與社會和階級關係一起改變。在這些地區和其中的許多國家，已經有了許多關於全球政治經濟的細緻研究（僅列舉幾個：Breslin, 2013; Chun, 2013; Jayasuriya, 2004a, 2004b; Li, 2009; Murray, 2007; Zhao, 2008）。許多學者都研究過亞洲和大洋洲的種族和性別演變，社會化分工的產生方式，以及多元化和相互關聯的歷史和文化。然而，迄今為止，還沒有關於在全球資本主義時期，這些地區在跨國主義框架下，生產關係轉變的綜合研究（我們可以將從20世紀的最後25年到21世紀定義為全球資本主義時期）。
在這些地區，大多數關於政治經濟的主流話語、學術研究，甚至批評話語都成為了地理政治和國家競爭的表層觀點：中國日益提升的國際地位；五個主要新興國家經濟的崛起，「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朝鮮半島無休止的政治危機；在南亞和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的興起；澳大利亞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夥伴關係；印度與鄰國的競爭；以及在中國東海的島嶼競爭，和日本重新確定其能力與美國外交政策串聯的「亞洲支點」。
同樣，許多社會研究也著眼於這些國家忙於競爭的人群，競爭發生在「國家」商業團體之間，在「家園」之間的衝突，在追求「國家」利益的決策者之間。而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在於分析和理論化當代事件 – 以及更廣義地在於全球化和政治經濟的當代動態 – 仍然極度蒼白的，完全是維斯法階國家中心論證方式的表達。
資本主義國家總是使不平等的權利關係制度化。然而，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階段，國家精英不再把自己的利益看待成國家發展，或者當地顯赫階級甚至國家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把自己的利益看成他們在全球的競爭度、跨國資本主義的投資和希望與此過程糾纏的當地統治階級。政策制定者也在日益放棄，或者被迫放棄只關於國內發展和「國家目標」的政策，轉向與為精英已制定的跨國政策，而本地目標重點在創造一個有利於全球投資者的環境。作為政治機構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通過特定的條件和形式）被要求「重新分配主權，以應對殘酷的全球市場一體化帶來的挑戰和需要，從而加強和擴大全球資本積累」 (Watson, 2015: 10) 。
下面我將提供與全球資本主義批判研究關係網相聯繫的學者們共同做出的有關跨國社會和階級關係的綜合研究概況。全球資本主義批判研究網路(Network for Critical Studies of Global Capitalism)於2011年9月在捷克共和國布拉格科學院舉辦的「全球資本主義和跨國階級形成」大會上成立。一本書卷(Murray and Scott, 2012)和兩本學術期刊(Haase, 2013; Struna, 2013)在此次大會後發表。在第一次會議召開的兩年之後，第二次會議於2013年6月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格里菲斯大學召開，主題為「亞洲和大洋洲的全球資本主義」。很多在會議上呈現的文章此後編輯出版(Sprague, 2015)。布里斯班會議的一個目的是繼續討論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跨國階級構成，特別是在大洋洲和亞洲。
「全球資本主義學派」剖析了變化的物質關係和跨國階級和社會關係，以及其中的主觀和客觀演變。本文中，我將分析這些新的研究成果是怎樣反映「全球資本主義學派」成果並與之相聯繫的。下面，我將給出新研究綜述，探索生產關係的變化是如何與多樣的權力集團、全球主義集團的崛起，並與國家、企業和其他機構相關聯的。這些研究，作為最近會議討論的一部分，主要關注澳大利亞、中國、日本、印度、老撾和巴布亞紐幾內亞。促進此次研究的幾個主題和問題如下：
在全球化演變的新時代，隨著跨國社會、經濟和政治進程的進行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怎麼樣看待亞洲和大洋洲的政治經濟？
曾經的已民族國家或國際為主的國家政治機器、機構和企業怎樣與新的跨國進程相融合？
亞洲和大洋洲的眾多社會階層和各種社會團體怎樣在主觀上和客觀上與跨國進程和全球化進程相關聯？
在社會和物質關係的變化怎樣在地區或特定邊境內或人造環境中展開？
這些進程會有什麼矛盾？例如：（A）國家發展管理者在尋求跨國融合時，導致的合法性危機，（B）社會兩級分化，和（C）全球環境危機。
本文並沒有將國家間體系具體化，也並非把國家視為資本主義的核心，而是號召我們思考一下，日益增長的階級權力是如何在跨國間進行的，是如何以複雜和矛盾的形式在國家邊界之內和之間顯露自身的。例如，最近的研究參考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其中許多來自太平洋沿岸地區的精英在努力使他們國家的經濟和規章制度一體化。這些論壇使得一些主導團體已經創造了條件，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尋求國際法庭條例推翻國家內部的法律。同時，跨國企業間的競爭仍然存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扮演著杠杆作用，小部分特定的跨國資本家獲得了影響力。
這一點有所反映，美國精英們一方面在追求有利於全球資本主義集聚的良好環境，同時也在制定有利於特定部分人群的霸權政策(Starrs, 2015)，這是矛盾的。隨著國家政策制定者放鬆管理國家金融體系，使資本流動更加自由，這些新型的區域框架結構也在形成。Anthony van Fossen (2015) 已經研究了避稅天堂是如何出現的，它們作為跨國資產階級形成的重要節點，也變成了國家政策制定者們意見分歧的戰場。
本次研究的核心是在亞洲和大洋洲的跨國資本主義的興起。近期研究表明全球資本家的融合,不是為了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或是轉化生產力。以下的研究說明了在亞洲和大洋洲的變化中的資本與勞工關係，思考了亞洲和大洋洲無產階級的新浪潮是如何 與全球資本家集聚聯繫的，勞動力也進入了跨國價值鏈。這並不意味著階級關係沒有被衝突所撕裂，被歷史和國家差異所影響，資本擁有者與其他人相比，與國家政策制定者聯繫更加密切。
一些研究給出了亞洲和大洋洲的跨國資產階級是怎樣與具體國家和機構相聯繫的。正如Ietto-Gillies給出的解釋，跨越多個國家的跨國資本家「利用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影響力來增強他們的聯繫……與特定國家聯繫，施加影響，穩固他們的特殊待遇」 (Sprague and Ietto-Gillies, 2014: 44)。跨國資本家間的對抗和競爭日益激烈。儘管個別政策並不能使所有的跨國資本家平等受益，許多國家政策仍促進了跨國資本的流通，這與只針對當地或國家發展的政策不同。
顯然，接受「華盛頓共識」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和美國的其他國家機器，其他西方國家機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機構和國家，在促進全球資本的流通上已經發揮了過大的作用。正如Watson (2015)所說，美國和歐洲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制定了條款和條件，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種族和性別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一部分產生的。」儘管如此，我們不能忽視，全球這麼多人口、階層和團體，包括亞洲和大洋洲，是如何深深捲入到全球資本積累進程中去的。接下來，我會給出此次研究的幾個重點和與之相聯繫的文獻。
全球資本主義學派
那麼全球資本主義學派的學者們是怎樣解釋跨國社會和階級關係的呢？儘管多種途徑之間有許多不同點，但是仍有相同的認識，那就是他們都認為全球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代表了一種新的時代。學者已經就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新的社會安排建立了理論(Harris, 2006; McMichael, 1996; Robinson, 2004; 2014; Rodriguez, 2010; Sassen, 1991; Sklair, 2001, 2002; Van der Pijl, 1998)，也提出了概念化的問題(Embong, 2000)。跨國公司和其他機構，推動了生產和金融的全球化網路發展，重新定義了世界經濟的規模(Dicken, 2011)，跨國關係由此在階級和社會團體間形成。其中一個新的階級，跨國資產階級因此產生。作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階級，它的物質基礎在於跨國企業和全球資本積累(Robinson, 2004; Sklair, 2001)。但是這個階級並不是完全統一的。在階級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同的人群，根據經濟活動的不同形式而分開。
一些學者也開始研究跨國階級關係是如何在底層人群中出現的。例如，不同的全球無產階級人群是如何產生的(Struna, 2009)。此外，雖然一些階級群體變得具有跨國性，其他階級仍然更加具有本國化色彩，或者沒有發展成一個有自我意識的階級，儘管它們在客觀上已經和跨國資本積累鏈條相聯繫。居住在貧民窟裡和失業的人越來越多(Davis, 2007)，世界上很大部分人口處於結構化失業狀態，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為了有效地實現跨國化，工會還有一條艱難和漫長的路要走(Bieler, 2012)。
至於跨國資產階級，有許多不同的定義。Robinson (2004), Harris (2006), 和Liodakis (2010)認為，跨國資產階級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主導性社會階級。這些學者在財產所有制的基礎上，將歷史唯物主義對勞動分工的理解運用到了社會階級中去。他們將跨國資本家視為直接參與到全球資本積累中的人群，其他促進其發展而不是參與資本積累中的人被描述為其他方式，例如跨國經營和官員（不是資本家）。相比之下，Sklair的觀點相對折中，他構建了一個跨國資產階級模型，其中不僅包括參與全球資本積累的人，也包括促進其發展的人，例如一些媒體和國家官員。
Sklair就跨國資產階級提出了四個命題。第一，它是一個受益於跨國公司的階級，「多多少少控制著全球化進程」 (2001: 5)。第二，「它在一些方面是跨國的主導性階級」（同上）。第三，「利益驅動的消費主義」作為一種說服機制而存在，使參與全球資本主義消費鏈條的人群更加穩定。最後，跨國資產階級面臨著兩個全球性危機：階級的兩級分化和生態危機(同上：6)。另外, Sklair給出了一個跨國資產階級機構，包含四個主要組群，分別為：（1）擁有或掌控大型跨國公司和當地子公司的人（企業層面），（2）全球化的官僚和政治家（國家層面），（3）全球化專業人員（技術層面），以及（4）全球化的商人和媒體（消費主義層面）。就國家而言，Sklair認為他人所定義的國家機器的跨國化更精確地可以被認為是跨國公司的國家層面人員（全球化的政治家和官員）與更側重于本國利益的政治家和官員之間的個體鬥爭。不同於Sklair，William I. Robinson (2014)就國家和全球化給出了更細節的研究。在其對跨國國家機器的抽象分析中，Robinson (2004)認為世界範圍內的國家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在變得具有跨國性。這些國家精英的社會再生產也與跨國資本積累網路聯繫日益密切。
Sklair (1996a, 1996b)是研究大洋洲跨國階級關係的最早一批學者之一。在他的研究中，他看到了國內市場的局限和澳大利亞領先企業中不斷發展的全球化趨勢，澳大利亞跨國資本的崛起，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官員經歷了從保護主義到制定全球競爭力政策的轉變。近年來，學者們就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跨國資產階級給出了更多研究(Murray, 2007; Murray and Scott, 2012)。現在，國家精英和重新整合的權利集團促進了多頭政治的發展，正如在菲律賓和其他國家所發生的，政治決策和選舉權被局限在社會的主導性人群之中。學者們也開始觀察，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全球化時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如何產生的(Robinson, 1996: 117–145)。
研究亞洲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家也在找尋方法，試圖理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歷史經驗，如何使中國融入了全球經濟之中。中國很多人研究過凱恩斯經濟學，國有企業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一直扮演著主要角色，使被世界銀行認定為貧困人口的7.28億人民脫離了貧困(Ross, 2016)。
然而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也帶來了巨大的不平等。Jerry Harris (2006)研究了中國跨國資產階級的中央集權論者。Yuezhi Zhao (2003) 探究了中國的跨國力量與當地社會力量是如何聯繫，共同改變中國的大眾媒體和通信產業的。她第一次看到了影響中國媒體與跨國資本相融合的複雜的利益集群：從主張一體化的人，文化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到在此行業的非中國籍資本家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以及國內社會力量關係的轉變。她指出了中國官員是如何秉承自由改革的觀點，從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使其輕鬆地融入世界體系。中國媒體已經在國際市場的規則下進行改變，但是仍與國家政治相聯繫。她對這一點的看法與Harris (2009)的觀點相似。她認為中國的發展將繼續被國家精英所管理，因為他們的利益與跨國資本緊密相連。例如，她指出了媒體是如何為主導性團體所服務的：
儘管日益壯大的商業人群和城市中產階級開始利用媒體發聲，發達自身訴求，影響國家政策，然而在中國的媒體中，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和農民為自身爭取經濟和社會公正的聲音並沒有沒聽到(Zhao, 2003: 63)。在中國的跨國媒體是一種關鍵的機制，資訊總是為主導團體的利益所服務的。
Hsiu-hua Shen (2011)參考了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情況，研究了臺灣的資本家是如何利用其政策促進資本積累和與大陸的經濟融合的。1987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和商業往來，臺灣資本從此極劇累積。臺灣投資者喜歡中國大陸的勞動體系，通過分包轉包獲得了可觀的財富。通過操縱政治體系，資本促進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同時也加劇了臺灣和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的不平等。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策制定者，將臺灣資本家視為有價值的資本來源，實施特別法律來吸引他們投資。學者們注意到了東亞其他國家跨國資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在對韓國政治經濟的一個研究中，Phoebe Moore認為跨國資產階級具有主導性作用(2007: 44)。
在亞洲，此類研究也涉及到了印度跨國資本家(Biradavolu, 2008; Upadhya and Vasavi, 2013)。Carol Upadhya (2004)在針對印度跨國階級關係的研究中表明，早期的跨國資產階級出現在軟體外包行業的資本家中。作為在印度所受監管最少和從「舊經濟」中相對獨立發展出來的新興產業，Upadhya追溯了軟體外包產業是如何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迅猛發展，在國際上具備競爭力的。同時，印度的社會和物質關係也在發生轉變。
通過觀察具體的公司，她給出了中產階級是如何建立最初的軟體企業的。隨著外國和跨國資本投資的增長，這些公司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資本投資不僅通過跨國企業的直接投資，還通過風險投資(Upadhya, 2004)。這個產業的發展也與印度商業界在美國的發展（主要是加利福尼亞的矽谷）相聯繫。她指出了新的矛盾，認為研究外包的勞動力-通過虛擬空間控制-是如何影響全球資本結構的十分必要。其他研究表明了，這些新興高科技產業是如何通過24小時工作的跨國通訊和銷售公司，來促進對印度勞動力的使用的(Sandhu, 2010)。
一些研究也開始轉向關注國家機器在促進跨國勞動力制度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Robyn Magalit Rodriguez’s (2010)最近的研究中，她觀察了菲律賓政府是如何積極引導其公民，向全世界的公司和勞動力接受政府尋求低工資的臨時性工作的。她解釋了菲律賓國家精英們是如何與全球資本家體系相關聯的，管理和促進跨國勞動力轉移網路的發展已經變成了他們自身社會再生產的重要部分(Sprague, 2011)。許多人研究了在世界範圍內針對勞動力遷移的政策行動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Golash-Boza, 2015)。接下來，我將用相似的方式來討論出現在我最近編輯的書中的一些研究(Sprague, 2015)，它們使我對亞洲和大洋洲的跨國社會和階級關係的出現有了更系統化的認識。
跨國資產階級
近年來的許多研究已經分析了跨國資產階級的不同組成團體是如何產生的。Harris (2015)細緻地研究了在中國具有集權傾向的跨國資產階級的崛起。他解釋了國營企業已經被用來孕育和促進這個階級團體在全球生產和金融鏈條中日益增長的參與度。他就此擴展了他先前的研究(Harris, 2009)。
Hisanao Takase (2015)專注於研究日本，他指出跨國生產資本已經獲得了霸權地位。他研究了豐田汽車公司的全球化活動來支持他的觀點。研究表明了日本跨國資本家是如何在政策制定上施加主導性影響，並促進更強勁的全球經濟融合的，包括亞太自由貿易協定。他也指出，亞太地區的經濟融合也面臨著許多問題和矛盾，包括社會力量的平衡，以中國為中心的地緣政治衝突，以及美國在此地區所扮演的角色。
Jenny Chester (2015)研究了近年來中國和印度主要的跨國資本家。將世界體系的方式(Robinson, 2011; Wallerstein, 2004)與全球資本主義學派方式相結合，她指出在中國和印度境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不平等的加劇與澳大利亞和亞洲和大洋洲其他地區的財富不平等的加重緊密相連。她解釋了來自中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的主要資本家是如何變得具有跨國性，走向國際競爭，而不是更依賴於當地市場或本國發展。Chester也研究了這個地區億萬富翁的數量，發現金融投機、加速城市化和房地產的發展使印度和中國產生了大量的億萬富翁。
在Robert Jones, Samir Shrivastava, Christopher Selvarajah 和Bernadine Van Gramberg (2015) 的研究中，他們給出了在工人幸福感和工作保障下降的同時，跨國資本家和跨國公司是如何崛起的。這些作者通過在印度的豐田汽車公司的案例研究，給出了精益生產流程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管理者們促進了生產流程的標準化。通過新技術和組織模型，工人們也在接受著更加細節化的管控。最終成為雇員的工人是那些沒有受傷，付出持續的時間和勞動，以及對管理順從和忠實的人。通過跨國資本的促進和管理團隊的運營，全球標準化的勞動力制度從工人中獲取了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他們的價值也併入到了跨國生產鏈條中。
勞工和全球經濟
隨著大量人口被邊緣化為世界經濟的「配角」，許多人被迫遷移，成為了出口勞工，也有人仍然工作在國內相對固定的崗位，他們的勞動力也被併入了跨國價值鏈條中。也只是從近些年來，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了全球無產階級團體的產生(Robinson, 2014: 48-59; Struna, 2009)。許多新的研究說明了在21世紀勞動力日益增長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接下來，我會提到一些最近的研究，進一步說明在全球化時代亞洲和大洋洲地區的勞動力資本關係，分析它們的新穎之處，同時參考Struna和其他「全球資本主義學派」學者的作品。
通過全球無產階級和跨國資產階級理論，Kevin Lin (2015)研究了中國變化的勞動力結構特徵。隨著最近幾十年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Lin解釋了無數的無產階級工人是如何融入新型跨國資本積累的。這裡，要考慮到中國勞動力的歷史發展進程，從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再到近年來融入到資本主義全球化。通過考慮Struna (2009)的全球無產階級的理論，Lin解釋了中國工人階級的不同團體是怎樣在全球化時代出現的，觀察了具有不同技藝的，遷移的或本土的工人，是如何使他們的勞動力跨國化的。與此同時，正如作者所說，許多工人仍處於本國背景之下，他們的經驗和條件仍然具有很強的本土特徵。新的關係也導致了新的矛盾，當地的特殊性與跨國化進程金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Lin（2015）補充了在無休止的勞動力鬥爭中，他們建立統一關係所面臨的特殊問題，例如官僚階層的阻礙和強大的國家機器的影響（這是世界其他地區工會也會面臨的一個問題，包括美國，如Scipes (2011)所研究的。）
根據Upadya和其他人研究印度融入世界經濟的矛盾本質的作品，Bob Russell, Ernesto Noronha和Premilla D’Cruz (2015)研究了業務流程外包在印度全球化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業務流程外包是一種外包形式，具體業務被外包給協力廠商，通常是為了完成更靈活和更具效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Russell, Noronha和D’Cruz承認在此產業中資本的跨國化，當地資本家融入了全球經濟，但是他們也指出了在工人階級在組織上，主觀性和代理上存在的許多問題。他們認為這些產業中的工人可能會形成全球化的階級，但是仍然受制於當地鬥爭，通過當地機構組織，偶爾參與國際活動。
這指出了全球化時代存在的資本勞動力關係的一個主要問題和矛盾：儘管跨國資本促進了國家間的活動，勞動力的鬥爭仍然被本國或當地所影響。要有效地應對跨國化，工會和工人活動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正如William I. Robinson (2014)和其他人所說，如果這個體系註定要發生徹底改變，那麼工人階級的組織和覺悟也就必須要國際化。
另一個學者Sivakumar Velayutham (2015)指出了國家修辭是如何演變為一種機制的，在這種機制下，國家政策制定者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競爭性參與。在全球範圍內收入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Velayutham強調了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政府調控和勞動保護是如何通過加強了跨國資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所受損害的。作者認為，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作為這個進程的一部分，已經重新演變成為全球競爭舞臺上的一個工具。
金融和生產資本
儘管資本的全球化發展並不平衡（例如，不同的經濟增長率，差異化的消費者喜好，多樣的競爭環境，相異的管理標準和稅制，不同的貨幣、文化和運行管理機制），但是全球規則也在逐步標準化，關說在大範圍降低，跨境兼併與收購在增長，全球競爭的結構性轉變也更加顯著。隨著高科技的發展，金融投機達到了難以想像的規模，全球範圍內的股票市場和銀行廣泛關聯。擁有像新加坡和香港這樣高度發達的「全球化城市」的亞洲已經成為了全球生產鏈條和跨國銀行和金融體系的重要樞紐。
Anthony van Fossen (2015)認為離岸避稅天堂已經成為跨國資產階級構成的關鍵節點，他觀察了「亞太地區跨國資產階級的新成員，比如大部分的中國精英，是如何與離岸避稅天堂建立共生關係的。」Fossen (2015)研究了在跨國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合作人中，已經擁有了趨向避稅地的不同途徑。Van Fossen將這些途徑描述為（1）尋求不透明的避稅地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來削弱主權國作用，以管理資本，（2）通過最小限度的共同標準，來管理避稅地的構造主義者，和（3）通過避稅天堂推進全球法律法規的調節主義者。跨國資本和力量並沒有通過避稅地政策而達成共識，因此在實施政策方面還有相對的非相干性。
相比之下，David Peetz和 Georgina Murray (2015)將跨國資產階級和影響全球的氣候危機相聯繫起來。他們認為氣候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副產品，思考了可否激發跨國金融資本，阻止或避免氣候危機。他們通過具體的方法，研究了如何激發個體資本家或者金融代理人友好地對待環境，甚至在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企業行為上表現得更為積極。
縱觀跨國生產資本，Drew Cottle and Joe Collins (2015)利用馬克思主義的租地費思想(ground-rent)研究了澳大利亞在全球化時代的採礦業，明確地指出土地和大自然在多樣的資本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認同「跨國採礦資本在澳大利亞的整體資本中的主導地位」，同時也參考了Beiler和 Morton的觀點，研究跨國資本是怎樣在不同形式的國家中內化的。為了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所認同的一些矛盾，他們著重研究了在「半邊緣」澳大利亞的「買辦」資本家。「買辦」這個說法， Frank Stilwell (2015)也曾使用過，多使用在20世紀，用來描述在殖民地和後殖民社會的處於從屬地位的資本家。在以後的研究中，可以討論買辦資本家在理解當代階級關係的實用性。
跨國演變和（不充分）發展
為了理解鞏固全球化社會的結構和機構，「全球資本主義學派」的學者們強調了社會生產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不平等的地域發展也十分重要。很長時間以來，關於發展的學術研究只局限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但是正如Robinson所說，「以後的路是重新考量空間和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後會有一種關於發展的全新理念，不基於領土，而是社會群體」 (2002: 1048) 。
為了研究當代社會發展和不充分發展的階級本質，Kearrin Sims (2015)觀察了老撾的社會和經濟轉變。Sims關注了位於東南亞的中南半島，解釋了老撾是如何成為地區的發展樞紐的，現在周邊高度發達地區的人員和資本在此流通，老撾已經深深地進入了全球資本積累和不平等發展的鏈條。老撾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被視為這個地區的孤立區域，但是通過第二手資料和實地調研，作者給出了全球資本在此地區的定量和定性擴張。新的城市區劃，交通路線，改造的機場，和其他為了促進跨國資本流通的基礎設施出現了。作者還將低收入群體離開家園的生活經歷與社會主導群體尋求新的跨國資本投資空間的活動聯繫起來，例如在房地產領域。通過觀察世界上的高度發達地區，Harvey (2008: 38)也承認了跨國資本家在重塑城市和房地產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
同樣通過實地調研，Mousumi Mukherjee (2015)繪製了印度的中產階級教育是如何在私立的教會學校發展起來的。她認為，這種早期的教會學校已經盡力使自己在全球教育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在本國和全球的壓力之下，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和物質模式，這些學校擯棄了社會融合的政策，變得越來越排外，也越來越和全球體系的結構性不平等聯繫起來。Mousumi提供了在加爾各答的教育工作者的具體感受來支撐她的觀點。
Vladimir Pacheco (2015)重點研究了當今跨國資本鏈條的不平衡本質，觀察了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利希爾島的跨國採礦企業對當地的影響。他特別研究了企業是如何測量和傳播他們所搜集的資料的。Pacheco本人以前也在採礦業工作過，因此他也給出了作為一個局內人的觀點。
他認為，「在世界範圍內，礦業、石油和天然氣投資政策的放寬促進了跨國企業進入發展中國家，」很多項目就是這樣開始的。在中國等地區的全球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增長促進了尋求新的原材料的跨國資本的積累，給在發展中國家的石油、天然氣和金屬產業新的投資注入了活力。因此，例如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具有礦產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全球資本投資的重要場地。Pacheco還解釋了礦業公司是如何就他們的運行影響展開研究的，一方面是為了迎合國內和跨國監管制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顯現全球競爭力和合法性。他總結道，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礦產企業和當地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未消失，而是「根植於結構的、歷史的和經濟的差異之中」，依靠著支撐國際合同的跨國法律制度而永存，同時伴隨著大量的爭論和非政治化的當地競爭(Pacheco, 2015)。
跨國精英和國家機器
就國家層面而言，Robinson (2004), Harris (2006)和其他學者認為一種與跨國資產階級力量相關聯的平行的政治項目正在形成。他們構思了在全球化時代的政治體制改革，認為通過操縱多樣的國家機器（通常與跨國資產階級的不同團體相聯繫）的跨國精英已經成為大多數政府和主要政府機構中的主導性角色。Robinson (2004)所提出的新興跨國機器理論認為，通過全球化，一個新生的政治、司法和監管網路正在國家和超國家機構中形成。跨國資產階級為了擴大和保障其權力，需要一個相應的政治方案。這個政治方案可能會，（1）增強投資者在全球經濟中的信心，（2）建立相應機制和機構，來應對威脅全球市場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危機，和（3）跨境建立統一的宏觀經濟政策。一些學者已經運用了這種方法，來研究全球化時代，國際法律是如何被影響的(Chimni, 2010)。Jayasuriya (Sprague, 2010) 和Bieler和Morton (2013/2014)解釋了具體的國家形式或子單位是怎樣產生，或被跨國利益所滲透的，他們強調了特定的國家機制和管理制度，已經成為政治爭論和跨國衝突的場所。
Robinson (2015)進一步闡述了他先前的成果，他認為，近幾十年來，操縱不同國家和超國家機器的精英們，已經通過促進跨國資本家利益的改革和政策，鞏固了跨國資本的政治專案。他特別分析了跨國資產階級和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之間的關係，觀察了五國內部的國家機器是如何變得越來越具有跨國性的。Robinson承認金磚五國促進了一個更多元的國家間體系的形成，但是他並不認為金磚五國代表了全球範圍內的階級社會，因為金磚五國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高度不平等的階級關係中緊密聯繫的。他解釋說，專注于單一民族國家競爭的主流政治經濟學視角，忽視了資本主義關係跨國化帶來的基本變化，使很多人並沒有看到金磚五國的資本家們是怎樣變得與世界範圍內的資本家不可分離的。例如，他觀察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經「和主要的大型私營跨國石油公司合作投資，建立了合資企業」，沒有被美國佔領的伊拉克拒之門外，它在美國決策者的協助下也進入了伊拉克石油市場。
在另一個例子中，他指出「巴西的農業經濟利益……將巴西資本家和土地大亨與促進全球農業經濟的大型跨國公司相聯繫起來，他們的所有權和跨國投資結構也將全世界的個體和團體投資人聯繫了起來，例如孟山都公司，ADM公司，嘉吉公司等等(Patel, 2007: 197–200)。他增加道，「簡單來說，巴西的農產品出口是跨國性農業資本出口。」巴西的那些促進放棄美國補貼的國家精英們實際上增加了特定跨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同樣的，在大洋洲和亞洲操縱國家機構的精英們的社會生產已經依賴於全球資本投資和積累。Robinson (2015)在他最近的一些文章中列出了幾位批評家，指出政治經濟學家Andreas Bieler和Adam David Morton (2013/2014)誤解了他的方法。
另一位政治經濟學家Tom Bramble (2015)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澳大利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和分析性綜述。他接受了全球資本主義理論的一些有用的方面，同時也試圖批判性地選擇出其中的一些觀點。不同于被「全球資本主義學派」方法所影響的許多研究，Bramble認為國家間的競爭仍然是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驅動力，根植於國內的資本壟斷組織是國際體系最典型的特徵，它反過來也推動了不同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儘管如此，也試圖將「全球資本主義學派」的方法與早期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帝國主義觀點相聯繫起來。
在全球化時代其他關於礦業的研究中，David Cannon 和 Kanishka Jayasuriya (2015)利用澳大利亞的例子（例如中國礦業資本對澳大利亞機構的影響），列舉了政治經濟是如何在地區間，通過國家監管機器發生變化的。他們看到了次國家機構的轉變，分析了跨國利益和進程是如何融入政府機構的。他們進一步討論了怎樣通過特定的國家形式和國內的機構單位最好地理解這種轉變。
結論
近年來，在所謂的亞洲世紀，很多事情都在發生變化，中國開始崛起，同時在全球金融和激烈的新舊地理衝突上也面臨很多問題，政府和商業政策也對這些方面帶來了挑戰。通過傳統的國家中心方法，社會科學家們將他們的注意力放在了國內發展，兩國對比，或者國家或企業間來來回回的國際關係上。然而，正如我已經概述的，本文試圖脫離維斯法階國家中心分析方式，將重點放在正在形成的跨國資本積累鏈條和社會再生產上，以及它們是如何與當地的、國家的和地區的現象相聯繫的，將注意力引向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新階段的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衝突、矛盾和新奇之處。
本文中我所討論的眾多研究表明了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球化階段，階級關係的統一性，但是其極度剝削、非人性化和易於引發危機的本質。跨國階級關係理論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在研究全球化時代社會和階級關係是如何發生變化時，我們也需要參考以往的關於社會和階級形成的作品，正如澳大利亞政治經濟學家Frank Stilwell所強調的，跨國階級關係和全球政治經濟理論，與先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和國際階級關係理論是相聯繫的。
學者們需要參考這些研究，思考在亞洲和大洋洲的不同的社會階級，階級團體，社會團體和個人是如何存在的，是如何不平等地融入當今的全球經濟和社會中的。我們也需要思考先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國際化階段）是如何經歷轉折，發展到新的全球化或跨國化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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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文是先前出版的一本书的章节“亚洲和大洋洲的全球资本主义和跨国阶级形成”的扩充版本(Sprague, 2015)。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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